济南回应“大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提级办理
④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8页。
它以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方法界定法治文明，运用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设计法治文明，立足治国理政战略全局创新法治文明，在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全方位、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梅因提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
（五）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集中体现。秦朝统一中国后，全国统一度量衡，推行以法治国，形成了中华法系的雏形，后经过西汉和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中华法系逐步成熟。而在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政府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合力，共同推进法治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
与传统中华法治文明相比较，当代中华法治文明是一种具有现代性和现代化特征的法治文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明确设定法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引导中国实现了从新时期形成法律体系，到新时代建设法治体系转型升级的重大转变。[15]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第3-22页。
在整个阶段当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均体现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融合，并依据不同阶段的性质，而呈现不同的特点。[37]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其宪法修改草案，同样是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而且这次全民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足以表明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的高涨。[39]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虽然与德国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构造并不相同，但在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不间断地民主链条控制之下这一点上，却存在着共通之处。另一方面，政治决策又要保证有能力在不具有可选择性的多重可能性当中作出抉择。
[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但现实告诉我们，这种代议制民主的运行，并不总是这么理想。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国宪法的二元民主结构 民主的本质在于通过政治系统的程序设计，使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够得以维持并呈现，进而使政治系统在做决定时保持对多重可能性的一种开放性。通过形式民主，可以保障民主的下限，使民主的基石得以奠定，如果缺乏形式民主的制度构造，民主当中的核心要素便无法实现。[12]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页。民主作为国体之概念，更多是与代议制民主联系到一起，每日进行的全民公投并非一种国家形式。
所谓选择或者抉择，即在不具有可选择性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决定其中之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理念，需依托于宪法所建构的制度来实现，同时，宪法的制度运行又要始终贯彻这一理念，理念与制度之间体现出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9]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30-45页。因而，使人民再现或者再度出场意义上的代表或者使人民意志的再现是无法实现的，能够实现的只有代理意义上的代表。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讨论才能够凸显其价值和独特性。对于民主的特征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梁漱溟曾有精到的总结，并将之归结为相互承认人人平等理性说理多数决个人自有等五个方面。
[21]就此而言，人民意志虽然被视为是民主的理想形态，但却是不可认知和实现的。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大代表的制度结合到一起，更加完善了这种制度化的代议制国家组织结构。
另一方面，基于代议制民主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化，可以通过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如合宪性审查制度）给予纠正。这种适度的纠正恰是人民民主理念的展现。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实现需要借助于宪法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来完成。[13]以上特征均强调对平民、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实质的救济措施，并非消极地提供机会，而是要积极地给予帮助，这些均与社会主义的观念相契合，对于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可参见李忠夏：《宪法功能转型的社会机理与中国模式》，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9-13页。同时，所制定宪法的内容，应至少保障包含最低限度的近代立宪的核心要素。最后，民主需要在价值多元当中实现价值整合，避免现代社会价值虚无的状况，这也是有学者提到的，在政治代表之外，需要论证代表。
起源于英国的议会至上的理念影响深远。与中国传统具有承继性的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近代影响至深。
在今天社会，程序的目的在于有助于作出决定。[14] 这种泛化的实质民主观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定。
民主的同一性理想与民主的多样化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可以说，不存在完全脱离法律基础的行政权之行使，而法律基础即意味着民主立法对行政权行使的一种民主控制。
不可中断的民主正当性之链条主要体现于民主的三重构造当中：（1）功能和制度上的民主正当性：在议行双层框架之中实现权限分工与合作，各司其职，但又相互协作。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宪法层面的民主实现机制，需从规范层面对之加以理解，并对之进行界定。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代议制结构，通过选举等制度化的方式，将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联系到一起。但代表与人民之间始终还是存在着一条鸿沟，注定代表制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意，代表制与理想意义的民主之间始终存在差距。
[28]但与此同时，民主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应服务于政治系统功能的实现，即作出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断。这涉及进入到这些运转的通道，也涉及个体生活方式对这些系统运转的依赖。
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三个层次的融合。这意味着，在决定准备阶段，要设置各种程序，充分吸纳民众意见，并加以消化吸收。
民主的同一性理想会导致以同一性之名对多样性进行压制。根据《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是直接面向人民、向人民负责的机构。
其次，民主在反映多样性的基础上，需要作出政治决断，即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体现为在多元社会当中对政治方向的总体把握，从而避免因民主的多样化而导致的扯皮和低效。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差距。[32]关于二元民主观可参见李忠夏：《宪法功能转型的社会机理与中国模式》，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16页。作为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比较，具有开创性。
也正是因为这种代理关系，作为国家机关的人民与议会才能得以区分开来，人民意志和议会的机关意志也得以区分开来。政治集中、实质民主和价值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代议制的一种补充和超越，是一种纠正机制，而不是替代机制。
此外，总是存在一些天然的少数群体，其自身的自由主张和价值观念，无法通过政治民主程序获得保障。我国宪法所构筑的二元民主观，不仅蕴含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而且包含了同时实现民主与集中这双重目标的制度机制，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恰恰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支撑下才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代议制民主（主要表现形式为立法）也存在着犯错的可能，或者其决定无法与时俱进，需要对此予以纠正。然而在决定过程中，分歧始终存在，而且社会越复杂，分歧就越严重，因而程序就具有过滤决定观点、服务于减少冲突和分歧以及参与者的内耗等方面的功能，以利于决定的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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